由 小阿秀 英雄志的创作目的
与一般描绘英雄的故事相同，英雄志的创作目的亦在表扬英雄、赞美英雄，然而英雄志在建立主角的英雄形象后，却又拆解了他们崇高的形貌，将之还原为人，甚至是贬低为罪人。这便是小说里尝试的「建构」与「解构」。
这里先介绍英雄志里对「英雄」的定义。
「英雄」，据其世俗之定义，诚乃「对公众有重大贡献」的人，他们多半历经了一定的困难，为公众、或至少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幸福，比方说出身于贫民窟的富豪们，他们经常被舆论塑造为英雄，因为他们代表积极向上的力量，他们的成功证实了一件事，任何人只要透过自身的努力，便足以克服贫微的出身，达到惊人的成就。
也因此，这类的英雄成为了楷模，他们一面受到追捧，一面也把持道德的话语，当人们埋怨于世界的不平等时，他们的存在就足以反驳所有的指责，他们证明了努力可以改变一切，也反向说明了埋怨者的贫困其实是来自于怠惰和懒散，而非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公。透过身上的光芒，英雄间接掩盖了弱肉强食的黑暗现实，他们让身处黑暗的输家们看到了希望，从而自愿接受不公正的规则。这样的英雄无疑是皆大欢喜的，赢家接纳他，输家学习他，所以他们不断被塑造出来，成为典型的「时代造英雄」。
「时代造英雄」，是基于公众心理需求所制造的人为幻影，是一种带有讽刺性的幽默喜剧，然而「英雄造时代」，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实悲剧。
英雄的另一层定义，更深层的意义，实为「人性中的神性」，即「行为之最终目的超越理性」（利它主义的衍生），在这种定义下，英雄不再是拥有超人力量的人，亦非获取了非凡成功的大人物，他们之所以被视为英雄，完全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个人意志，足以凌驾肉身与环境的种种限制，正因意志如此强烈，他们必定会竭尽所能的创造时代，改变亿万人的集体命运，这就是「英雄造时代」。
英雄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，所谓的大时代，其实就是集体的总意志，代表了多数的决定，但英雄本身却属于「少数」，当他们的少数意志与公众的多数意志相呼应时，他们是非常幸运的，他们会受到各方的宠爱，在欢呼声中奋勇前进，铲除心中认定的一切敌人，当然，他们的出发点多半是良善的，但他们未必会带来善果，幸运的话，他们创造了时代，改变了所有人的处境，然而更多时候，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，他们打垮了心中的敌人，却总是把自己变成了自己都无法容忍的坏人，这个轮回过程在英雄志里大量出现。所有早期代表良心正义的渺小主角，随着剧情推进，一个一个成为后期灰暗朦胧的巨大身影，执行着灰暗朦胧的律法，彻底失去了理想性与正当性。这恰好是他们年轻时最无法忍受的景象。他们变成了自己当年一心铲除的敌人。
然而这并不是最大的悲剧，比这种不幸更可怕的是，一旦英雄的意志本身就与公众的意志相冲突，往往从一开始就不能见容于当代，这时他们会选择对抗到底，即使「春蚕到死丝方尽」，他们也在所不惜。一旦走到了这个地步，便是希腊神话里最典型的「英雄悲剧」。
有趣的是，和公众冲突越大的英雄，其理想性格也越重，外观上也更像是好人。例如英雄志里最光明伟大的主角「卢云」，他几乎是在一开始就以绝对的个人意志冲撞整个朝廷，幸运的是，他十分渺小，因此惹不上杀身之祸，但随着他的职位越来越高，他冒的风险也越来越大，最后走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，但是在最后一部里，卢云终于领悟了，原来他带来的灾难绝不下于他所审判的对象。这种醒悟也发生在其他主角身上，每一位主角在追寻自己天命的同时，他们也不断的反省，这种反思与对比便是前述的「英雄解构」。
对于英雄的定义，我们抱持宽大态度。儒家深切明白，一个人是否能得到英雄美名，其重点并非在于结果，而在其追寻的过程，每一个人从启蒙之日开始，便已踏上了他们的战场，这段人生路途上的自我实践，就是英雄之路。其过程本身就是终点，其动机本身就足与最终的成就相提并论，也因此，其目的之崇高必须被手段的伟大所证明，亦惟有光荣之手段，方足证明其目的之伟大，这同时也是儒家对「君子」的定义，孔子重视「立德」超过于立功与立言，其所彰显之意义，不在于英雄们为世人带来多少的现实利益，带来多少的战利品，而在于更抽象的「树立典范」，因此中国人对失败的英雄是寄与怜悯的，这便是「不以成败论英雄」的由来。这一份成败得失，不仅是对公众而言，也是对他自己和他所爱的家人而言，他牺牲太大，但所得太少，除了一份理想上的宽慰，亦无他求。
「人不为己、天诛地灭」，这就是人性，当一个人违抗了自私的本能，以内在的神性逼近于神，他就是英雄。因此在某一时、某一刻，人人都可能成为英雄，他们不该被最终的胜败所嘲弄，亦不该被「公众利益决定论」来赃否他们的光辉，哪怕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只要在那过程中爆发了非常之举，出现了人性本能以外的崇高追求，便足使任何一个人成为英雄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英雄志是励志的作品，亦是批判现实的作品。